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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艾专家桂希恩教授:艾滋高发区缺 救火队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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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温总理接见的防艾专家桂希恩教授认为,我国缺乏大批有临床经验的基层村医。

对话动机

6月中旬,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,登门看望了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桂希恩。温家宝还与桂希恩一起来到中南医院,与医护人员坐在一起,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。

此次决策层与中国“防艾”一线医护的沟通,再次传递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战胜艾滋病的坚强决心。昨日,本报

今年初,刚刚获得贝利-马丁奖的桂希恩教授佩戴“象征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关爱”的红丝带。

对话人物

贝利—马丁”奖获得者:桂希恩

湖北武汉人,1976年开始在武大中南医院工作。

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,此后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、诊断,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今年2月28日,桂希恩因其“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”获得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“贝利—马丁”奖。

5月26日桂希恩被卫生部邀请,成为新一届艾滋病专家组成员。

新京报:听说温总理要接见你时,很多人都劝你要戴上领带,后来在电视里就看见你戴了条蓝底红白花领带?

桂希恩(以下简称桂):是的。平时我从不戴领带,戴上领带我感到十分别扭,那条领带还是别人送给我的。我一辈子就戴过两次领带,一次是领取马丁基金会奖;另一次就是这次和温总理见面。

说“揭盖子”不够准确

新京报:今年5月,你被卫生部邀请,成为新一届艾滋病专家组成员,并主要负责湖北省的艾滋病流行调查与防治工作。这是否意味着你今后将很少涉足河南,关注文楼村?

桂:河南目前的艾滋病防治还存在很多问题,我还会去那里一些还没有开展工作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。至于文楼村,我当然还会关注,毕竟我是看着它一步步在向好的方面转变,我期待着它更好的未来。

新京报:河南艾滋病的盖子是你第一个揭开的。如果在今后的调查中,你再发现新问题,你会通过什么方式向上反映?汇报的渠道畅通吗?

桂:“揭盖子”的说法不准确。我现在本身就是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,汇报问题不成问题,而且渠道应当是畅通的。

上蔡村民一直欢迎我

新京报:1999年你最初进入河南农村开展艾滋病调查时,你被当地政府评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,现在你再去那里,还会受到不欢迎吗?

桂:最初我深入河南农村到现在,其实我一直是受到欢迎的,至少村民和当地医务工作人员是欢迎我的。

我最近一次去艾滋病高发区是在今年5月,我去了上蔡县,看望了那里的老朋友———我曾治疗过的患者和培训过的村医。

新京报:上蔡县县长王富兴曾对媒体坦陈,“从1999年到今年,经过了自我隐瞒、逐步暴露、有效防治这三个阶段。5年的河南农村调查和防艾经历中,你是否感受到了政府态度的这种转变?

桂:对于政府,我不想发表任何评论。不过目前地方政府已越来越意识到了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,农村的艾滋病现状的确也有了改善,所以变化都是积极的。新京报:这次去那里,还是向以前那样秘密进村吗?

桂:一般我直奔目的地,不打扰政府。

新京报:有想过和当地政府沟通过吗?

桂:最初进入艾滋病高发区时,我是和他们沟通过。当时我给县里写了好几封信,表达了我想帮助县里开展艾滋病防治的愿望。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回音,以后我就不和县里联系了,悄悄做我的工作。其实,自始至终我都想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,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持。

我与高耀洁存在一些观点分歧

新京报:5年中,你下河南农村大概有多少趟了?

桂:记不清了,几十趟吧。一般都是利用假期,每次至少会待上三四天。新京报:高耀洁教授被誉为“民间防艾第一人”,她也是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进行“防艾”工作,你和她有过接触吗?

桂:在河南农村艾滋病进行流行病调查和艾滋病防治过程中,我和她从没有碰过面。不过在北京开会中,我和她见过面。此后,有时我去河南农村路过郑州时,也专门看望过她。

新京报:对于中国艾滋病防治,你和高耀洁教授有过交流吗?

桂:我和她都在河南农村开展工作,很多感受都是有共鸣的。我非常敬佩她,佩服她坚持不懈的精神,但有些看法我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。

新京报:哪些观点有分歧?

桂:我不想详说,你可以看看她发表的话,再看看我讲过的话,就会明白。

新京报:我想知道,你俩产生分歧是不是因为你更侧重艾滋病防治本身,而她更注重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?桂:在农村,高教授也给病人看病的。

赡养艾滋孤儿应采取多途径

新京报:近日,国家将在上蔡县筹建我国首家艾滋病致孤孤儿院,对于孤儿的赡养和上学问题,有很多不同的意见,你怎么看待?

桂:我是今天看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统一建立孤儿院也有缺点。比如,孤儿院里全是孤儿,这样会给孤儿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,同时建立孤儿院的投资很大,而运转后续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,如何保证资金的延续是个问题。新京报:你觉得什么模式比较合适?

桂:各个地方会有不同的特色,不过对于孤儿赡养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多种途径。比如,可以采取把孤儿分散出去的做法———放在正常家庭里带养。但这方面国家的法律还没有跟上,实际上有些家庭带养艾滋孤儿存在不合法现象。

新京报:媒体一直关注的河南柘城县的朱进忠开办民间孤儿院,收养几十个孤儿,被媒体报道后,该院很快就获得了几笔捐款,其中的一笔有105万元。但一个多月后,当地政府要求把孤儿院解散,那百多万捐款也随孩子转移给了政府“监管”。

你怎么看待政府的做法?桂:我没有去过柘城,也没有接触过朱进忠,不好。但对于民间开办孤儿院,政府应该有所监督和管理。

艾滋高发区缺有经验医生

新京报:你觉得目前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如何?

桂:虽然比以前有进步,但总体认识还是不够,漏洞不断。昨天我还收治了一名艾滋病患者,而他此前在北京和武汉的一些大医院都曾检查过,但竟都没有检测出是艾滋病。说明什么问题?目前的防治工作还是有缺陷,目前的医院的门诊医生总认为艾滋病属于传染病,应该由传染科负责,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。

新京报:今年3月本报

新京报:目前国家所采取的培训,往往是由省级到市级,再到县级、乡级逐级培训,而作为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中坚力量———村医却往往被忽视,你觉得这种培训模式是否科学?

桂:艾滋病涉及很多问题,目前的情况是,上面的医生底子好,容易接受,但培训模式应该上下结合,有所变化,。比如在一般区域,采用由上向下的培训模式无可争议,但在艾滋病高发区,培训就应该跳过上部和中部,直接切入基层,培养大批有临床经验的村医,毕竟高发区是在“救火”。

抗艾药“纳米夫定”三季度下发农村

新京报:目前农村艾滋病治疗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?桂:由于目前国家所提供的免费治疗药品有一定的毒副作用,有为数不少的患者退出了治疗,这个问题比较突出。

新京报:这个问题本报3个月前也曾有过调查报道,不过好的消息是,抗病毒鸡尾酒疗法中的一直缺少的骨干药物———纳米夫定的问题已经与外方谈判解决,目前发放情况怎么样?

桂:国家的免费药品都是按季度发放,目前纳米夫定还没有在农村下发,不过到第三个季度,纳米夫定肯定能发放到患者手中。

只要有精力我就不想退休

新京报:从报道了解得知,你这个月将要退休?桂:这是瞎说。虽然我已到了退休年龄,但医院像我这样类似情况的还有五六位医生,只要有精力,我还可以一直干下去,目前我还不想退休。不过,我已向院里多次提出辞去传染科主任行政职务的愿望,这样我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。如果顺利,下个月我将不再担任主任的职务了。

新京报:在你5年深入河南农村进行艾滋病的流行病调查和防治工作中,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经历。我听说过有你躲在米缸的故事……

桂:这又是媒体在道听途说。很多媒体采访过我,我其实很愿意和媒体打交道,有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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